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11月17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当“李逵”遇上“AI李鬼”——如何在创新与规制之间寻找平衡》的报道。
同一时间，同一个人，身着不同服装，“现身”不同的直播间推广产品，动作神态与本人高度相似。这是媒体11月上旬报道演员温峥嵘遭遇“AI盗播”的场景。“如果你是温峥嵘，那我是谁？”她前去质问，却被直播账号拉黑。这个案例让公众意识到：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造假的“放大器”。
事实上，这并非孤例。不久前，央视主持人李梓萌的AI形象被用于开展与事实不符的营销宣传，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就此开出了全国首张“AI虚假广告案”罚单。这起“首案”的意义，不在于罚款数字，而在于揭开了一个快速扩张的灰色地带——创新与滥用之间的界线，需要被重新划定。
从“李逵打李鬼”到“眼见不为实”，AI在释放巨大创新红利的同时，也让“信任”这一社会基石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。法律、监管与平台规则，都必须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当“真伪”界限被算法模糊，如何为真实负责？
本期议事厅，新华每日电讯智库研究与传播中心邀请来自法学界与平台方的嘉宾，共同探讨“AI换脸广告”的法律边界与治理逻辑，试图在多方视角的交锋中，寻找创新与规制、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平衡之道。
【本期嘉宾】
张凌寒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
赵精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
李 旻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卢宁宁 化名,短视频平台员工
【主持人】
薛 园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
图片为AI生成强制标识为何难阻“AI李鬼”？
主持人：这次AI盗播事件，公众最大的困惑是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的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9月1日起即实施，明确要求AI生成内容必须“亮明身份”。但在现实中，“AI李鬼”的现象为何仍时有出现？
赵精武：强制标识制度确实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，但它并不是“万能钥匙”。它只是AI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。大部分国内合规的AI服务商其实都在执行标识要求，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“绕路者”——他们利用境外生成工具，或在私下自行搭建系统生成内容，从而逃避平台监管，不受标识机制约束。
所以，标识制度在本质上解决的是“可识别的合规源头”，却难以挡住“不可追踪的灰色源头”。如果没有全链条的治理，仅靠显式或隐式标识，很难真正构筑信任屏障。
主持人：赵教授点出了标识制度的“规避”难题。李律师，您长期处理一线案件，从法律执行角度看，标识制度落地难，是否还有其他原因？
李旻：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。首先是AI技术的特性让监管和溯源难度指数级上升。不法商家花几十块钱、几分钟就能生成“名人带货”视频，再用多个账号在不同平台反复发布。它不仅传播快，还能通过镜像翻转、画中画遮挡等方式，规避标识要求。
第二是平台自身监管的技术和机制存在局限。AI仿冒的形式每天都在变化。现在大多数平台都是事后处理——等用户投诉、等算法匹配百事达配资，再下架内容。这个速度远远追不上AI造假的速度。
最后一个，也是目前最棘手的：维权成本太高，违法成本太低。被仿冒的知名人士要请律师、公证、鉴定，维权周期长、花费高，而判赔金额往往不够支付成本。侵权者换个号就能“满血复活”，这对违法者几乎没有威慑力。
主持人：技术规避、平台滞后、维权成本高。卢宁宁女士，从平台方来看，是否真的像外界认知的那样“被动”和“滞后”？
卢宁宁：这不仅是技术挑战，更是信任危机。滥用AI技术能力恶意博取流量以及营销牟利行为，一直是我们平台抵制的不良之风。
平台持续强化显性与隐性AI水印的识别检测体系，研发人脸深度伪造识别模型，并对仿冒类作品进行聚类分析与算法封堵。今年以来，我所在的平台已累计清理涉滥用AI技术的仿冒名人视频十万余条，处置违规账号1400多个。我们清楚，AI的挑战必须用AI去应对。平台治理的目标不只是“封掉”违规视频，而是让技术防线比造假速度更快一步。
“避风港”还是“红旗”：平台责任的边界
主持人：刚才我们提到，AI仿冒带来的问题，已经从“能不能发现”走向“该谁负责”。仅一家平台就拦截了十万余条违规视频，这个数字不小，但公众依然感到——AI造假似乎“野火烧不尽”。这背后的争议非常现实：平台到底只需要秉持“避风港原则”在接到举报后下架内容，完成事后补救，还是坚持“红旗原则”，即在风险出现之前，就利用技术提前识别、提前阻断？两种角色，对平台的责任划线完全不同，也直接影响治理效果。
李旻：“通知—删除”机制是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，它的核心逻辑是被动响应。但随着AI识别和溯源技术的成熟，“技术不能”的理由越来越难成立。
如果平台在技术上已经能够识别、筛查，却没有采取必要手段，就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“合理注意义务”。尤其是当平台不仅仅是存储空间，而是参与算法推荐、内容分发的时候，它必须承担更多义务。
在我看来，平台的责任不应只停留在“等别人提醒”，而是要前置管理、主动防范——从被动的“避风港”走向积极的“安全舵手”。
主持人：我们注意到，在实践中判断侵权并不总是非黑即白。比如，如果AI生成的不是温峥嵘本人，而是一个她的“酷似者”，平台又该如何界定？
李旻：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。我的观点是——只要具备“可识别性”，就可能构成侵权。
民法典判断肖像权的关键不在于是否“复刻”了本人，而在于能否指向某个特定自然人。所谓“可识别性”，不仅包括五官相似，还包括声纹、体态、妆造、场景风格等综合特征。只要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，能让公众误以为是某个人，那就已经跨过了侵权的红线。换句话说，不是“长得像”才算，而是让人“以为你是”，就算。
主持人：李律师强调了“前置义务”。赵教授长期研究数字治理，请问这一问题能否从技术上根治？
赵精武：数字水印是把“真相写进比特流”的可行路径。问题是，有些平台总以“技术难、成本高”为由拖延落实，这和早年一些网络平台面对违法信息审核时的态度如出一辙。从法律角度看，标识办法已明确平台的标识义务。未来，监管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或行业标准，强制关键平台在生成环节嵌入可追溯标识。
张凌寒：我同意。内容生成环节的“可追溯”是关键。在高风险场景，必须以强制性标准明确“应当做到”的底线。治理要讲技术现实，也要讲合规结果。
主持人：这也意味着平台的责任更重了——要在真假难辨之间判断“误认”的风险。平台在治理中，是否也会处理这类“酷似者”问题？
卢宁宁：这类灰区是治理中最棘手的部分。我们的做法是：以场景和意图为判断标准。如果AI生成内容带有误导性，比如假冒名人推销商品，或以虚假身份带货，我们会纳入AI滥用治理范畴处理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发现另一种类似问题——“虚假人设”。一些账号包装成“情感导师”“教育专家”，通过制造焦虑来带货卖课。这其实与“酷似名人”的问题类似，都是利用虚假身份攫取信任。我们采用“AI审核+人工复审”的双重机制，对此类账号分级处罚，多次违规的直接封禁。在平台治理中，我们希望把重点放在“误导性”而非“相似性”上，让边界既有弹性，也有底线。
主持人：张凌寒教授，您长期研究治理体系，您认为在“避风港”和“红旗”之间，是否存在一个兼顾创新与责任的平衡点？
张凌寒：我不赞成把平台责任问题理解成“要么放任、要么封杀”的二选一。AI治理更合理的方向是“包容审慎、分类分级”。
对于已经造成明显社会危害、且技术上可识别的高风险应用——比如无标识的名人仿冒带货——必须明确红线并严格执行，包括显著标识义务、可追溯机制、误导禁止、跨平台联合惩戒。而对低风险、公共利益导向的创新场景，则应当动态评估、滚动调整。
我常说一句话：“以可控换可用”——通过可验证的技术手段与可执行的制度安排，换取有益创新的自由。法律的目标不是让技术止步，而是让创新行稳致远。
从“九龙治水”到“协同共治”
主持人：张教授，“风险分级”的思路确实具有可操作性。但现实中还有一个问题——像这次AI造假事件，其实同时涉及广告监管、内容管理，以及对涉嫌欺诈行为的查处。市场监管部门管广告，网信部门管内容，公安部门负责处理涉嫌诈骗的线索。我们现在这种分散的管理格局，在应对这类新型问题时，会不会遇到挑战？
张凌寒：是的，这种分散格局确实会产生执法空隙与责任推诿。解决思路不在于简单合并机构，而在于把系统性治理落到机制上。
短期看，要有高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与执法标准互认。比如网信管内容生成、市场监管管广告经营者责任、公安针对诈骗链条，要形成闭环与联动处置。长期看，则必须通过更高位阶的人工智能立法，明确“谁主责、何时介入、如何衔接”的总则性规范，补齐碎片化与缺乏统筹的制度短板。
主持人：在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法规出台之前，我们看到北京、上海等地在积极推动地方立法。李律师，您如何看待“地方先行”？
李旻：地方立法完全可以成为国家AI治理的“压力测试场”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都在探索AI管理条例，比如建立AI产品清单、审查机制等。这些实践能让国家立法更具操作性，避免停留在原则层面。地方立法先行，可以及时回应风险，也能为国家立法积累样本，降低制度设计的试错成本。
张凌寒：我支持地方“先行先试”。地方试点可以把真实问题“暴露出来”，为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提供可验证的样本。关键是把反馈链条打通：地方明确场景、评估风险，中央在此基础上做比例原则审查，提升规则的通用性。
主持人：“共治”除了部门协同，是否也包括社会参与？当公众面对真假难辨的AI内容时，他们是被动的“受害者”，还是积极的“共治者”？
赵精武：“AI识读力”不仅是识别能力，更是一种理性使用AI的社会能力。我们需要让公众知道，AI生成内容本身不是天然有害，有害的是对这一技术的滥用。比如AI换脸用于自娱自乐没问题，但用来虚假带货就触及了违法边界。因此，AI识读教育有必要纳入学校教育体系，而且也需要通过媒体传播持续向公众普及。
张凌寒：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炼。标识制度是“他律”，识读力是“自律”。教育与媒体传播应当同步发力。同时，伦理机制在制度未完善时也要发挥“先导约束”。例如“AI复活逝者”，取得近亲属明示同意是最低标准；未经同意的“复活”，涉及人格尊严，则不应以“技术可能”替代“正当性”。
主持人：当然，这种“协同共治”也离不开平台。平台在整个治理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？
卢宁宁：我们认为“治理”不是单向管理，而是监管部门、平台、用户和社会的共治。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在用户端强化“AI识别提示”，让公众在面对可能的AI生成内容时能更容易做出判断。未来平台会继续用更高的标准、更精准的技术、更开放的态度，切断“有害信息的利益链条”，守护网络空间的真实与清朗。
主持人：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。今天这场讨论让我们再次认识到，AI技术叠浪前行，法律、伦理与监管也应及时有效跟进，这确实给治理带来现实挑战。
当真实需要被证明，信任本身就已成为社会的成本。未来的AI治理，必须在一张有机的网络中运转——法律给出方向，平台承担责任，技术守住底线，公众学会识别与共治。
AI越来越聪明的时代百事达配资，更应是制度有温度，技术有边界，公众有判断的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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